金嘴 劳马
到北京出差，晚上没事，我去大学里看望老同学“焦大头”。
焦大头显然是绰号，表明他脑袋的大小与众不同。
大学时，大头与我住上下铺，是班里的“神侃”，能说善辩，只要话一开头，后面就全归他了，一个人包场，讲三四个小时不待喝口水的，真正的“金嘴子”。
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据说讲课效果极好，名气很大，全国各地到处讲演。他的职称也比别人评得早，已成了知名教授了。同学们聚在一起时，经常会提起他，都认为大头是“后天发展先天”，天生就是做教师的材料。
大头的夫人也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如果按脑袋的体积取外号的话，没有比“小头”的称呼最贴切的了。但从没有人这么叫过她。
毕业后我们已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听他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神侃”一番，读大学时听他讲话真是享受。
敲开房门，“大头”迎了出来。“请”，他把我让进了客厅。“大头”明显有些老态，脑袋“亮”了起来，年轻时的满头浓发已不知去向。
“夫人呢？”我想见他的另一半。
“不在。”他答。
“怎么样，这些年过得挺滋润吧？”我问。
“还好。”“大头”的语调和表情都很深沉。
“听说你讲课出了名，满世界地飞来飞去，都快讲疯了吧？”我打趣道。
“哪里，哪里。”“大头”以前从没这么谦虚过。
“据说你讲课收入颇丰，出场费很高，跟歌星差不多了吧？”我希望他能把话头接过去。
“传说，传说。”他又缩了回去。
“同学们跟你联系多吗？”我想换一个话题。
“不多。”他只迸出了两个字。
我喝了口他递过来的白开水，环顾了一圈客厅，逐一评点了房间内的所有摆设和装饰。
“大头”总是笑眯眯的，偶尔“嗯、嗯”几声。
“你怎么样？”沉默了好一阵子，他终于说出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只好把毕业后工作、学习、生活的一切细节向他作了详尽的交代，他似听非听地点着头，显得兴趣不大。
我又对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许多当今无聊的男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一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试图激起他的谈兴。要知道这可是“大头”的强项，大学期间若是碰到这类话题哪有别人插嘴的份儿。
“大头”听得挺认真，但一直没有共同探讨的意思，还是“嗯嗯”“噢噢”地点着头
我极扫兴，后悔不该大老远地来看他。
“你怎么不说话了，别光我一个在这瞎侃，我正想听听你这位大教授的高论呢？”我有些不自在了。
“嗓子不好。”他指了指咽喉处。
“是吗，到医院看过吗？大夫怎么说？”我替他着急了起来。
“没事。”他口气很平静。
我又喋喋不休地向他推荐各种保健方法和治疗方案。
“不用了。”他摆摆手。
我又干坐了一会儿，便告辞了。
一路上，我总觉得他的病有些蹊跷，莫不是患了绝症？在我的记忆中，他可是一个健谈的“金嘴子”，若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警察都堵不住他的嘴。
回到宾馆后，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大头”的病，一夜未合眼。第二天，我拨通了“大头”太太的手机，我先安慰了她几句，并表示我的担心。
她先是笑了一阵子，接着就愤愤地告诉我，“大头”的病纯粹是让钱闹的，是财迷心窍的怪病。据她说，“大头”讲课赚了不少钱，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讲的话含金量很高。现在除非你付钱，否则他就懒得开口，就连夫妻之间也很少交流。
她在电话的那头越说越激动，讲了不少“大头”掉进钱眼里的极端例子。说有一次好不容易跟她聊聊天，临了伸手向老婆要报酬，她一气之下扇了他一耳光，他这才缓过神来，意识到自己不是在给别人上课……
我呆呆地握着手机，嘴里一直“嗯嗯啊啊”着，不知说什么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