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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准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开篇引用钟子期与俞伯牙的“知音”故事,叙述详细生动,意在引发读者兴趣,增加文章浓厚的文学色彩。 
              B.文章第①②段分别阐述了“知音”和“粉丝”的来历、内涵和大众的评价,令读者在开篇便对两个概念有了整体上的了解。 
              C.为使读者对“知音”和“粉丝”有更清晰的认识,文章第③④⑤段分别从二者的文本辨识力、参与方式和文本生产力等方面加以详细阐述。 
              D.文章层次清晰,结构严谨。文中多处运用了举例论证,增强了论证效果,形象贴切的比喻,使论述  更加生动透彻。 ​
            • 2.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中国传统医药学由汉、藏、蒙等多个民族的传统医药学共同组成,它既有东方传统医药学的神秘之处,又往往有现代医药学所不及的奇特功效。它含有神话、传说的成分,它的许多原理至今也无法用现代医学理论进行科学的解释,但这种“神秘”的医药学,却常常有着神奇的功效。比如藏医,很长一个时期,它的传授是在寺庙中以隐秘的方式进行的,它用青藏高原所独有的植物、动物、矿物和食物对患者进行治疗,对包括癌症、中风在内的多种令现代医学棘手的疾病有着较好的疗效。      中国传统医药学和西方现代医药学,是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例如中医(汉医学),它对疾病的诊治,主要从整体着眼,针对功能采取多方面的调节性的治疗。而建立在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西医学,则是从局部出发,针对结构采取比较单一的治疗。中医既重视外邪致病,也重视七情内伤,充分考虑到了生理、心理、社会诸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中的作用;通过望、闻、问、切等手段,按症候将病人分类定型;处方用药时,既考虑到病人所患的疾病,又考虑病人所属的症型,通过君、臣、佐、使,进行灵活的辨证论治。而西医,更注重的是病理方面的因素。它借助仪器设备,从组织、细胞乃至分子水平来阐述人体的结构、功能及其变化规律。      西医学在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优势的同时,往往由于认识手段的局限,导致素材的不足而难以把握事物的整体规律。而中医学,它虽然不能借助仪器设备对疾病作出精确的科学的解释,但在把握疾病的整体思维上显示出它的优势。例如,前几年,有人提出了下丘脑存在免疫-神经-内分泌整合中心的学说,这反映出西医学在更深入的层次上认识生命本质的同时,对机体整体的调控研究也日趋重视;但它对于免疫、神经、内分泌这三个原来认为独立的系统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又相互协调以维持机体稳定,这一整合功能失常用什么措施纠正等问题,还是解释得不够清楚。而中医学对于肾阳虚症的研究,发现这一症型的患者存在着潜在的以下丘脑免疫-神经-内分泌功能减退为主的病变,其影响可波及免疫功能,波及下丘脑、垂体所属的靶腺。中医采用补肾疗法,可以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对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功能也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中国、埃及、罗马和印度的传统医药学,是世界知名的四大传统医药体系,在历史的变迁中,唯独中国的传统医药学经受了考验,传承下来。中国传统医药学因迥异于西方现代医学,常被人认为是非科学的。客观地说,它的确还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中国传统医药学将不再神秘而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现在,美、德等许多国家都开始接受中药,英国所开设的中国传统医药诊所,就已经发展到近3000个。 ​ ​中国传统医药学为什么显得“神秘”,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______
              (2)  关于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比较,下列说法中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______
              A.它往往与古老的神话和传说紧密结合在一起。
              B.站在现代医学的角度看,它有难以解释的地方。
              C.它长期以来以隐秘的方式在寺庙中代代相传。
              D.很多西方人对于中国传统医药学还不了解。
            • 3.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______ 
              A.“知音”与创作者在生活中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接受者希望能成为“知音”,创作者希望能有“知音”。 
              B.粉丝欣赏具有强烈的参与性,与欣赏原作本身相比,他们更注重消费与明星有关的衍生产品。 
              C.金庸的“粉丝”有敏锐的辨识力,所以他们能去芜存菁,使那些用“金庸”之名仿作的小说全部被淘汰。 
              D.知音能够创作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却很难创作其他类型的新文本,可见他们的生产力还没有释放出来。
            • 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周兴杰     ①“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后来,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不操,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解读出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说一部文学史或艺术史,是作为“知音”的批评家为他们心仪的文学家、艺术家树碑立传的历史,并不为过。因此,“知音”有意无意地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②而“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粉”或“粉丝”就是对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被限定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却是事实。 
                  ③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本,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芜存菁,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艺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④粉丝欣赏要求突破高雅文艺欣赏所规定的“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影视作品、歌曲等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等等。如此,粉丝将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带入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在使用中完成文本意义的重新组装。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⑤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录、翻唱和MTV翻拍等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 
              (选自2017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节) 下列对于“知音”和“粉丝”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______ 
              A.“知音”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精于深度耕犁文本,努力挖掘文本内涵,提炼出创作主旨。 
              B.“粉丝”对特定文本具有敏锐的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他们的辨别方式具有主观随意性。 
              C.“知音”都是高雅文艺的欣赏者,他们的文本辨识力也很敏锐,知音式文艺批评的旨趣更理性、客观。 
              D.“粉丝”具有强大的生产力,他们能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的新文本有的能与原作相媲美。
            • 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星期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 6.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星期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 7. 阅读下面的文宇,完成1〜3题.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吧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的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的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或趣事,当他晚年作在火炉边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事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的故事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6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 8.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星期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 9. 阅读下面的文宇,完成1〜3题.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吧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的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的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或趣事,当他晚年作在火炉边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事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的故事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6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 10. 阅读下面的文宇,完成1〜3题.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吧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的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的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或趣事,当他晚年作在火炉边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事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的故事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6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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