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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试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了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捧场景,发生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于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望,可以略暗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灵在《》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惑.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干门,细柳新蒲为谁颦”(杜甫《襄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顿挫,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读诗和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1.关于古体诗,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古体诗产生于唐代以前,在唐出现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生命力更强的近体诗后,逐渐走向衰微.
B.古体诗的格律限制并不严格,因而形成了篇幅可长可短,押韵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与声律的特点.
C.古体诗在形式上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唐人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更似绝句律诗.
D.五七言古体至唐而新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唐人古体虽为“古体”,其实已与以往古风不同.
2.下列关于“汉魏古诗”和“唐人古诗”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汉魏古诗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在作品表现范围上,不像唐人所作古诗那样开阔.
B.就含蓄淳厚的作风而言,汉魏古诗略胜一筹;就表情达意的功能而论,唐人古诗则更具优势.
C.唐人古诗有的在今体诗的影响下表现为声律和谐与对仗工整,有的继承汉魏古诗有意“反律化”.
D.两者各具特色,由汉魏古诗到唐人古诗,是变化,是拓展;一味地贬抑唐人古诗,失之偏颇.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清王士禛对唐人五言古诗只认可五家,足见其偏见;明许学夷明察唐人五古特色,其观点可谓通达.
B.本文第三段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明确了唐人古体中的五言和七言在节奏感和韵律感方面的不同.
C.本文引用的语句分诗论和诗句两类,其作用是帮助读者准确把握不同时代古体诗形式和内容的异同.
D.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抒情悲慨,读来抑扬顿挫,铿锵成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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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1)~(3)题.
笑的价值[英]伍尔芙
有一些事物,是在语言之外却又不亚于语言的,笑,便是其中之一.因为,笑尽管没有言辞,却是除人以外任何动物都发不出来的.一只狗,躺卧在炉前地毯上,因痛哭而呜咽,或因欢乐而吠叫,我们自会明白它的意思,而不觉有什么怪异之处.然而,假如它放声大笑呢?假如,当你走进房间,它不是摇尾吐舌,表示见到你时的欢愉,而是发出一串咯咯的笑声--咧着大嘴笑--笑得浑身直哆嗦,显出极度开心的种种神态呢?那样,你的反应一定是惊惧和恐怖.笑,似乎主要是而且纯然是属于人的.
笑因何而起,我们几乎莫名其妙,它何时发生,也难以说清.幽默是顶峰,只有最罕见的才智才能登上塔尖,鸟瞰整个人生的全景.喜剧则徜徉于大街小巷,反映着琐细的偶发的事件--它那面明察秋毫的小镜子,映照出在它前面走过的人们身上无伤大雅的瑕疵和怪癖.笑,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帮助我们保持平衡感;它时时都在提醒着:我们不过是人,而人,既不会是完美的英雄,也不会是十足的恶棍.一旦我们忘却了笑,看人看事就会不成比例,失去现实感.
要做到能够嘲笑一个人,你首先必须就他的本来面目来看他.财富、地位、学识等一切身外之物,都不过是表面的积累,切不可让它们磨钝喜剧精神的利刃.孩子们往往比成年人更具识人的慧眼,妇女对人的性格则常常具有锐利的洞察力.可见,妇女和儿童是喜剧精神的主要执行官.这是因为,他们的眼睛没有被学识的云翳所遮蔽,他们的大脑也没有因塞满书本理论而僵死,因而人和事依旧保存着原有的清晰轮廓.我们现代生活中所有那些生长过速的丑恶的赘疣,那些华而不实的矫饰,世俗因袭的正统,枯燥乏味的虚套,最害怕的就是笑的闪光,它有如闪电,灼得它们干瘪蜷缩起来,露出了光森森的骨骸.正因为孩子们的笑具有这样的特性,那些自惭虚伪的人才惧怕孩子;或许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以学识见长的行当里,妇女们才遭人白眼相待.她们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她们会嘲笑,就像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孩子,当长辈们都朝着国王那件并不存在的辉煌袍服顶礼膜拜时,他却直说国王是光着身子的.
我们热衷于参加葬礼,探望病人,远胜于参加婚礼和喜庆;我们头脑中总摆脱不掉一个老观念,认为眼泪里含有某种美德,而黑色是最相宜的服色.
真的,没有什么比笑更难做到,也没有什么比笑更可贵的了.
(1)文章中“笑的价值”包含哪些内容?请简要概括.
(2)请简要分析文章第三段的论述层次.
(3)文中画线的句子表达了作者怎样的看法?它对论述“笑的价值”有什么作用?
难度: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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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1)-(3)题.
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冯友兰
人们开始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宇,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他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没有内部联系吧.如果当真如此,那还有什么中国哲学.因为没有联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为哲学的.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以上所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联系:还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简短.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但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这是很明显的.但是,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
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道家认为,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暗示才耐人寻味.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新书.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1)下列关于原文前三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论语》每章只有寥寥数语,上下章在思想上也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因为他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彼此不相联系也是可以预料的.
B.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表达哲学思想也就不必非有正式的哲学著作,而是可以散见于日常的交谈和书信之中.
C.西方哲学著作采用系统的推理和论证表达思想,而中国哲学家习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表达思想,所以思想的表达不够明晰.
D.《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这些比喻例证之间可以没有相互联系,不像西方哲学著作中的推理论证那样有密切联系.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诗意往往不直接表达,而是通过暗示让人领会.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比如名言隽语和比喻论证,正是一种诗意的表达方式.
B.明晰的表达固然值得肯定,但富于暗示的表达则更耐人寻味,只有聪明的读者才能发掘出诗的言外之意和书的行间之意.
C.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因为其意可由读者读出.同理,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正因为语言简短,才能读出更多新意.
D.中国艺术的思想,当然不是只为中国艺术所独有,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就体现了这种理想,《老子》堪称范例.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固然反映了中国艺术的理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中国哲学自身的认知特点决定的.
B.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体现了中国哲学对言意关系的独特认识,那就是为语言难以直接、完全地呈现思想.
C.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决定了它所表达的思想是难以还原的,因为读者所发现的思想包含他自己的体会.
D.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强调暗示,体现出对语言作用的排斥,因为思想无法靠语言的固定外延和内涵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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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各题.
捧与挖
鲁迅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凌厉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佬,捧戏子,捧总长之类;但一般粗人捧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观音菩萨倒还可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八九不是好东西.
既然十之八九不是好东西,被捧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人们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之一道.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说,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做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到: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手,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时候,S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但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攻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几道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上一点土;殊不知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严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选在《鲁迅全集•华盖集》)
(1)请简要概括本文的论述思路.
(2)文中的例证分别揭示了“捧”的什么后果?例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递进关系?
(3)鲁迅在文章结尾提出的“挖”,包含哪些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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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
从前论人的诚伪,大概就品性而言.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养;品性的表现出于自然,是整个儿的为人.说一个人是诚实的君子或诈伪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迹总算帐.君子大概总是君子,小人大概总是小人.不过一个社会里,这种定型的君子和小人并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这两界之间.所谓浮沉,是说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作伪的时候.还有一层,这些人对人对事有时候自觉的加减他们的诚意,去适应那局势.这就是态度.
态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来;一个诚实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的.
态度出于必要,出于处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这种必要的.这是“世故人情”的一个项目.有时可以原谅,有时甚至可以容许.
但是一般人用这几个词似乎太严格了一些,照他们的看法,不诚恳无诚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轻人看社会上的人和事,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差不多尽是虚伪的.这样用“虚伪”那个词,又似乎太宽泛了一些.这些跟老先生们开口闭口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同样犯了笼统的毛病.
一般人似乎将品性和态度混为一谈
.诚实的品性确是不可多得,但人孰无过,不论那方面,完人或圣贤总是很少的.
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各有分际,言行最难得恰如其分.诚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际不同,无妨斟酌加减点儿.种种礼数或过场就是从这里来的.日常生活里所谓客气,也是一种礼数或过场.有些人觉得客气太拘形迹,不见真心,不是诚恳的态度.这些人主张率性自然,率性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一见
生人就如此这般,就有点野了.即使熟人,毫无节制的率性自然也不成.夫妇算是熟透了的,有时还得“相敬如宾”,别人可想而知.总之,在不同的局势下,率性自然可以表示诚意,客气也可以表示诚意,不过诚意的程度不一样罢了.
客气要大方,合身份,不然就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太贱了.
看人,请客,送礼,也都是些过场.有人说这些只是虚伪的俗套,无聊的玩意儿.但是这些其实也是表示诚意的.总得心里有这个人,才会去看他,请他,送他礼,这就有诚意了.至于看望的次数,时间的长短,请作主客或陪客,送礼的情形,只是诚意多少的分别,不是有无的分别.看人又有回看,请客有回请,送礼有回礼,也只是回答诚意.古语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无论古今,人情总是一样的.有一个人送年礼,转来转去,自己送出去的礼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里.他觉得虚伪无聊,当作笑谈,笑谈确乎是的,但是诚意还是有的.
人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在不伤害自己身分的条件下顾全别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诚恳,有诚意.这样宽大的看法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兴趣些.西方有句话,“人生是做戏”做戏也无妨,只要有心往好里做就成.客气等等一定有人觉得是做戏.可是只要为了大家好,这种戏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诚恳、诚意也未必不是戏.现在人常说,“我是很有诚意的”,自己标榜自己.大有卖瓜的说瓜甜的神气,诚实的君子大概不会如此.不过一般人也已习惯自然,知道这只是为了增加诚意的分量,强调自己的态度,跟买卖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儿.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着局势斟酌加减他们的诚意,变化他们的态度.这就不免沾上些戏味.
(有删节)
(1)如何理解“客气要大方,合身分,不然就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太贱了”在文中的含意.
(2)文章围绕“诚意”展开讨论.请分析文章的思路.
(3)文章说“一般人似乎将品性和态度混为一谈”,请找出作者这样说的例证.
(4)作者认为“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态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来,一个诚实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的”.请结合全文,分析作者持论的思维方式和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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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甲)论述类文本
纯朴的嗜血者
我对李逵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这个莽大汉匍匐在底层,却活得洒脱奔放、无牵无挂,而且那么坦荡率真,敢爱敢恨敢做敢当,简直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全无心机的大男孩.在许多方面,他身上凝结了底层人的可贵品质.可是,情感的亲近是一回事,理性的选择又是一回事.甘于平庸生活的人,谁愿与李逵为邻?他就像一枚“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突然爆炸,将你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幸福一股脑儿埋葬.
李逵为什么会让人害怕?也许是他过于无拘无束了,破坏的能量太大了.
鲁迅说过:“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
.”《水浒》作者却用欣赏的笔调,浓墨重彩托出了一个“嗜血者”形象:他的板斧向来是“排头砍去”,而且动不动就“杀得手顺”.在这种状态下,是没有是非曲直好说的.《水浒》虽然处处是刀光剑影,但快意恩仇,几乎没有悲悯色彩,连那个年仅四岁“生得端严美貌”的小衙内的死也径直写作“小衙内倒在地上…只见头劈做两半个”.制造这一幕的正是“黑旋风”!也许为了逼使朱仝上山入伙,无论哪个梁山好汉对一个小孩的生命都是不屑一顾的,但这种超过正常人心理承受度、毫无必要的杀戮,似乎只有李逵去做才合适.
李逵崇尚暴力,流血越多,越是兴奋,但他并不像一般的流氓无产者那样浑身充满无赖气息,反而那么纯朴,纯朴和嗜血在他身上奇怪地统一起来了.他嫉恶如仇,最看不惯以强凌弱,哪怕是最崇敬的大哥宋江欺凌弱小,他也会义无反顾地挥斧砍去.嗜血者当然让人恐惧,而一个纯朴的嗜血者除了带来恐惧,还让人困惑.为什么这两种迥异的特质可以统一在李逵身上?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李逵完全不把生命当回事.他把杀人和流血看得像一场游戏,甚至可以拿自己的脑袋作赌注,“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仿佛大家脖子上顶着的不过是割了一茬还可以再长的韭菜.在一个全然不知怜惜生命的人的眼里,旁人难以理解的血腥行为也就变得自然和正常了.
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怜惜的人是最可怕的,所以李逵还是活在书中的好
.
(1)下列对文中“纯朴”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指活得洒脱奔放、坦荡率真、无牵无挂,敢爱敢恨敢做敢当,全无心机.
B.指不像一般的流氓无产者那样充满无赖气息,只是无拘无束,崇尚暴力.
C.指快意恩仇,杀得手顺时对一个“端严美貌”的小衙内也没有悲悯之意.
D.指动辄拿自己的脑袋作赌注,仿佛脖子上顶着的是割了一茬还可以再长的韭菜.
(2)下列对本文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围绕“纯朴的嗜血者”这一论题,结合李逵的所作所为,密切联系生活实际,展开了深人细致的论述.
B.通过探讨嗜血者既让人恐惧又让人困惑的特质,文章由对李逵这一形象的分析递进到对粱山好汉嗜血行为的反思.
C.李逵既嫉恶如仇,又往往不讲是非曲直;既看不惯以强凌弱,又常常不分对象大肆杀戮.这是作者所要着力分析的矛盾.
D.在一个不怜惜生命的人眼里,许多正常人难以理解的血腥行为就会变得自然和正常.这是作者最终提出的观点.
(3)本文认为《水浒》作者对李逵持什么态度?本文作者对李逵持什么态度?引用鲁迅的话有什么作用?
(4)“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怜惜的人是最可怕的,所以李逵还是活在书中的好.”这句话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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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七音十二律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吗?
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是:十二音律和七声音阶在中国是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还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所谓十二律,是中国古代的律制,律是指音调,比如用十二个长度不同的竹管.吹出十二个音调不同的标准音,用以确定乐音的高低,这十二个标准音就叫做十二律,它相当于现代音乐的十二个调.在一首乐曲中,我们一般只使用其中的七个音来构成音阶,即所谓七声音阶.公元1780年,传教士钱德明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发明的七声音阶是从中国抄袭的.钱德明的观点.当即遭到了欧洲学者的排斥.法国人沙宛在1898年说,中国的音律是公元前4世纪由亚历山大东征军传入的.
1962年,李约瑟在他的书中说,音律的知识起源于古巴比伦,然后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向东传入了古中国,向西传入了古希腊.在没有考古证据的情况下,人们仿佛默认了这样一个说法.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型编钟,这个有关音律起源的争论,又一次喧嚣开来.因为曾侯乙的双音编钟(即在一个钟上可以敲出两个构成三度谐和关系的乐音,这是要有成熟的音乐理论与精湛的制作工艺作为支持的),证实了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音律知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古希腊.这种在短期内所不可能达到的成就,使人们开始怀疑音律从古巴比伦传入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把两个文明古国中音律方面的成就做一番比较.
从古巴比伦的苏米尔出土的陶片上,可以看到竖琴与琴师弹拨的图刻.这些文化遗物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很明显当时的弦乐已经有相当的发展.而多数科技史家认为,和谐音律的认识,最可能源于弦乐.在同时期的中国出现的乐器有笛、陶钟和陶埙.商代出土的乐器种类开始增多了,但没有墓,有二十五弦瑟,十弦及五弦器.这些很先进的弦乐器,不是短时期内能形成的,也就是说中国弦乐器的起源,可能会更早,而源于商代的那些有多种发音的乐器,是可以做音律的测量与分析的.李纯一先生曾对商代不同地区的埙、编磬和编钟做了系统的研究,结论是,那时可能已具备了标准音概念,也就是有了十二律的音乐体系.古代中国的音律和天文知识.有着密不可分丝基墨.十二律是和十二个月对应的.在公元前14世纪的中国,有关闰月的制法已有初步的系统,商代天文学家已经知道利用大小月.用一年十二个月并设置闰月来协调月相与季节的关系.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中国已经发明了十九年七闰制,并有系统地进行应用.而古巴比伦人掌握十九年七闰的规律是在公元前5世纪,比中国整整晚了一个世纪.这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国从古巴比伦学习十二律音乐体系的说法.
另外,中国古代把二十八宿平均分为4组,每组7宿,分别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青红白黑四种颜色,以及龙乌龟蛇几种动物形象相配,称作四象或四律、四宫.曾侯乙衣服箱上的二十八个宿名,顺时针围绕着一个斗字,这个斗字代表着北斗七星.在西方,古巴比伦平面球形图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1900年潘切斯教授利用大英博物馆收集的一些残片复原了平面球形星图.人们对照古巴比伦平面星图和中国的二十八宿,并没有一个直接相对应的含义,由此可以显示,古中国的天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独立生成的,这对十二音律及七声音阶的起源,有一个值得启发的参照.
(1)七音十二律长期以来被默认为是西方创建的.下列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理解准确的一项是
A、西方学者始终认为音律的知识起源于西方,故而极力排斥传教士钱德明提出的古希腊七声音阶是从中国抄袭的观点.
B、法国人沙宛认为中国的音律是公元前4世纪由亚历山大东征军传人的.
C、李约瑟认为音律的知识起源于古巴比伦,向东传人了古中国,向西传人了古希腊.
D、从古巴比伦的苏米尔出土的陶片图刻上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的弦乐已有相当的发展,而中国缺乏考古的直接证据.
(2)原文以对中国古代乐器的研究为依据,倾向于否定七音十二律是从古巴比伦传人中国的.下列表述不属于原文推论依据的一项是:
A、与古巴比伦音乐文物所属年代同时期的中国,已经出现的乐器有笛、陶钟和陶埙.
B、曾侯乙双音编钟证实中国的音律知识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古希腊,这是短时期内不可能达到的成就.
C、从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弦乐器都很先进,说明中国弦乐器的起源应该更早.
D、李纯一先生对商代多种乐器的系统研究表明,那时中国可能已有了十二律的音乐体系.
(3)下列对“古代中国的音律和天文知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对十二音律和十二月相的认识大体上是对应的.
B、中国古代把七宿平均分为四组,每组七宿,这与七声音阶的构成并非巧合.
C、中国古代对音律的认识其实是应用了商代就有的对闰月的认识.
D、中国古代天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独立生成的,与之相应的七音十二律音乐体系也不大可能是传自西方的.
(4)根据原文所提供的信息,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使有关音律起源的争论有了新的依据.
B、对曾侯乙编钟的研究表明,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在音律方面的成就处于世界前列.
C、中国发明十九年七闰制比古巴比伦人早了一个世纪,因此中国对音律的认识可能也要早于古巴比伦.
D、对古中国和巴比伦音律成就的比较,说明其对音律的认识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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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题.
现在一提到“经”,就给人以庄重严肃的感觉,实际上“经”字的本义只是指纺织上的一条条竖线,而横线则叫“纬”.没有“经”,“纬”就无所依托,因此在汉代被命名为“经”的应该是朝廷最重视的文献.不过,清代今文经学派认为只有孔子素手所定之书才能称作够经”,而古文经学派则认为《诗》《书》《礼》《乐》等都是周代官书,“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所以称作“经”.
汉代凡是重要的文献、官书,大都用二尺四寸的竹简书写.《春秋》属于“经”,简
长二尺四寸;《孝经》据说是汉人所著,低了一等,筒长短了一半;解经的文字,如《左
传》《公羊传》《毂梁传》则用六寸的简来写.即使是书写在绢帛上,也分二尺四寸和一
尺二寸两种,用整幅或半幅的绢帛横放直写.可见,当时书籍虽非印刷出版,但其抄写
也必须遵从社会规定的格式.
与社会流行的二尺四寸的大书比较起来,《论语》只是个“袖珍本”,才八寸.《论语》虽然记孔子的言行,但并非孔子所作.当初孔子的弟子记录孔子的言行,受教的时间长,要记的文字多,采用八寸的竹简,也是为了记录简捷,携带方便.作为官方发表的文书和“经”,简长二尺四寸,与现代人所用书桌的宽度差不多了.南北朝以前没有桌子,宽达二尺四寸的书只能放在案子上,需要把臀部放在小腿上,正襟危坐地看,很累.而“袖珍本”则不同,拿在手中或坐或卧,甚至箕踞也可以看,虽然其庄重性大大降低了,但用现代的话说,也更“人性化”了,与读者更接近了.
从作用上看,《论语》既是小学教科书,又可以终生涵咏.汉代最初级的读物《仓颉篇》《急就篇》等都是识字课本.以《急就篇》为例,三十四章二千余字,生字密度很大,内容也涉及社会生活诸方面.这些书编写目的比较单纯,就是识字.《论语》就不同了,《论语》的文字基本上是当时的口语,平易好懂:其中的道理多为常理常情,儿童易于理解,那些较深奥的也可以在以后的岁月中慢慢体会;《论语》多有故事,又富有感情,老幼咸宜,所以它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学商旅.”这是嘲笑夔州人好经商,水有读书的习惯.现今别把读《论语》看作有学问,这也可算是学术变迁、世风推移的反映了.
(摘编自王学泰《经典犀这样铸成的---<论语>编辑、流传小史》)
(1)下列关于“经”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所谓“经”是指古代经典,其实“经”最初只是指纺织上的经线,经线是无所谓庄重不庄重的.
B.在纺织时,“经”是“纬”得以依傍的根基,受朝廷重视的文献被命名为“经”也是同样的道理.
C.清代今文经学派认为古代经典被命名为“经”,这跟孔子亲定有关,而跟“经纬”之“经”没有关系.
D.古文经学派认为《诗》《书》《礼》《乐》,等都是周代宫书.都用二尺四寸的竹简书写,所以称作“经”;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汉代,《孝经》虽然称为“经”,但是一般认为等级较低,所以简长才一尺二寸.
B.《左传》《公羊传》《觳梁传》是解经的书,所以尽管很重要,也只能使用六寸的简.
C.宽达二尺四寸的经书必须放在案子上,正襟危坐地读,虽然很庄重,但是也很累.
D.《急就篇》生字密度很大,内容也较复杂,《论语》则文字质朴易懂,修养意味较浓.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汉代,虽然命名为“经”的都是朝廷最重视的文献,但是并非所有最受重视的文献都叫作“经”.
B.《论语》采用“袖珍本”形式,除为了记录简捷、携带方便外,它当初未被当作经书也是一个原因.
C.《论语》的内容本来是很庄重严肃的,但是因为采用了八寸的竹简,所以变得比较“人性化”了.
D.从杜甫的诗句“小儿学问止《论语》”来看,一直到唐代;《论语》仍然被作为初等教育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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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星期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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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阅读下面的文宇,完成1〜3题.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吧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的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的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或趣事,当他晚年作在火炉边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事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的故事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6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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