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的功与过

①台风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急速旋转的热带气旋, 它像在流动江河中前进的涡旋一样, 一边绕自己的中心急速旋转, 一边随周围大气向前移动. 由于台风带来的狂风和暴雨常常会造成人类重大的生命或财产损失, 因此, 人们提起台风总是望而生畏. 然而多数人并不了解, 如果没有台风, 人类可能会遇到巨大的生存危机. 客观地说, 台风有过亦有功, 而且台风的功甚至大于过.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民间流传的“台风来了怕台风, 台风不来想台风”, 正是对台风的客观评价.

②盛夏时节, 我国由于受副热带高压控制, 常严重干旱, 造成大片农作物干枯, 这时人们会盼望台风带来降水. 台风降水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夏季降水的主要来源, 根据统计, 这些地方每年７ 月~９ 月有５９％ —７６％的降水是台风带来的; 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南亚各国和美国, 台风降雨量占这些地区总降雨量的１４ 以上, 对改善上述地区的淡水供应和生态环境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未来, 由于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自然降水将越来越少, 而台风带来的暴雨性降水和丰富的风能资源量所占比重将增大.

③台风可调节地球温度, 维持全球热量平衡. 台风最高时速可达２００ 千米以上, 巨大能量的流动在直接给人类造成灾难的同时, 也使地球保持着热量平衡. 众所周知, 靠近赤道的热带、 亚热带地区受日照时间最长, 气候也最为炎热. 台风发展和维持的主要能量来源是水汽凝结释放出的潜热能, 其水汽主要来自低纬度的热带洋面; 随着台风从热带向中高纬度地区的移行, 由其携带的大量热量和水汽即从热带输送至中高纬度地区, 它给酷暑难熬的人们带来了清凉. 如果没有台风, 就会造成热带地区的气候更加炎热, 寒带地区则正好相反.

④台风一方面通过缓解高温酷暑, 节约了因防暑降温支出的生活用水和用电量, 缓解了电力的紧张程度; 另一方面也使大、 中、 小型水库蓄满水, 使水力发电机组正常运转, 从而节约了大量原煤; 而且台风登陆时陆地下垫面会迅速削弱其风速, 因此风害也被大大减轻, 甚至不再成害而可以被人们用于风力发电.

⑤台风过后海洋表面温度明显下降, 其原因是台风中心的低气压、 近海面的巨大风力和强烈的气流旋转迫使海浪剧烈运动、 海水上翻. 由于海水上翻, 海洋底部的浮游生物和营养物质会被卷上来, 鱼饵增多, 自然有利于鱼群生长.

⑥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益处外, 台风的气压会引发地面上无法察觉的“慢地震”, 使地壳中的能量逐渐释放, 避免产生大型地震. 慢地震是以数小时到一两天的时间, 用温和的断层滑动方式, 释放地底能量, 与一般 地 震 在 数 秒、 数 分 钟 间 产 生 剧 烈 的 震 动 方 式 完 全 不 同.２００９ 年６ 月, 英国« 自然»杂志上刊发了我国台湾地区一个研究团队的论文, 该文首次将地震与台风这两种不同的自然灾害联系起来, 表明台风与慢地震具有相关性, 且台风发生其实有助于减轻地震带来的损

害. 文中数据表明, 每年侵袭台湾的台风在地震活动上扮演了压力阀的角色, 会引发长时间而缓慢释放能量的慢地震, 这或许反而让台湾免于受到可能造成摧毁性灾难的大地震的侵袭.

(选自« 百科知识», 有删改)

被微信撕碎的生活

（1）微信是一种即时聊天的工具，比起QQ，它更方便，更快捷，功能更强大。每天我们在微信中醒来，在微信中睡去，我们舍不得错过每一条朋友圈的新鲜事。我们无论饭前饭后都要照相，刮风下雨都要自拍，看到名牌就要合影......

（2）一群朋友聚在一起,第一件事不是相互问候,而是寻问wifi密码，当wifi终于连上，第一时间就是拍照并上传到朋友圈。那一刻，谁说我们不是在“为朋友圈而活”？随着微信用户数量的增长，朋友圈也开始迅速膨胀，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代购信息、心灵鸡汤、养生秘籍，不堪其忧。种种被朋友圈绑架的行为，让“逃离朋友圈”的行为正悄然兴起。

（3）对此，专家认为，自我觉察非常重要。必须意识到，刷屏的行为是否真实地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如果是，就需要进行控制和管理。

（4）随着微信的流行，人们所接收的信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高度碎片化的形式出现。对此，人们的评价褒贬不一。

（5）脑科学得出的一种结论是，这种形式会严重分散人的注意力。因此，有科学家相信，这种“浅尝辄止”的方式，会使大脑在参与信息处理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肤浅”。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互联网的危险在于，它提供的知识与信息资源过于丰富，让人们以为再也不需要将这些知识与信息内化为自己的东西。而碎片化的阅读会“矮化”阅读者的文化。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耐心和习惯去阅读一本书籍，甚至是一篇长文。而文化是思想的产物，它需要创造者付出时间和专注力。

（6）不过，反对者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这低估了年轻人在网络上获取知识的深度，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数字一代”往往是用建设性的方法与信息互动来感受信息并获取信息。

（7）你知道“同辈压力”吗？就是朋友之间要做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穿同样的衣服，遵循同样的规则。网络时代，人们的“疯狂”并不是真正源于对信息的渴求，而是害怕被“out”。

（8）韩寒曾写道：“身边的碎片越来越多，什么都是来得快去得快，多睡几个小时就感觉和世界脱节了，关机一天就一位被人类抛弃了……”

（9）2014年冬天，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火遍全中国，朋友圈中讨论着各种相关的话题。根本用不着推荐，因为周围的人几乎都在观看。那时候，如果你不知道“都教授”，恐怕就没什么可聊的了。

（10）我们处在一个对信息遗漏恐惧的时代，每个人都害怕自己会错过什么。我们担心就在眨眼的那一刻，一个大机会就溜走了。其实，真正可怕的是，因为害怕这种错过，急于想要跟上时代的节奏，而乱了自己的步伐。

（11）新媒体能够满足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它无法代替诵读经典能带给我们的心灵上的收获。新媒体只是丰富了我们的阅读方式，但不会彻底颠覆我们的阅读习惯。

（12）微信仅仅是用来填补碎片时间的工具，大块的时间仍然是应该用来正经地工作、学习，以及阅读严肃作品。事实上，有阅读习惯的人并不会放弃深度阅读的时间。无论在地铁上还是航班上，发达国家乘客手持书本阅读的比例明显高于国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更早受益于新技术的人恰恰也更懂得抵御它、控制它。我们并不是要反对新媒体，而是必须时常反思，并对此保持警惕。无论何时，人类都不能被技术主宰。

材料一：【百家争鸣】

近年来，通过手机、电子书、网络等工具进行的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阅读逐渐盛行。不超过140字的微博、手机、平板电脑等掌上阅读成为时尚，这种阅读方式被称为碎片化阅读。

不少人觉得碎片化阅读是“美丽”的。无论是天文地理还是娱乐八卦，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名作还是冷门生僻的知识，都可以通过碎片化阅读迅速获取。同时，比起价格不菲的大部头的纸质书，碎片化阅读的阅读成本更低。

也有人对此表示担忧。碎片化阅读带来海量信息的同时也导致了知识来源的随意性和不可靠性。零碎的阅读根本无法让读者走进大部头书籍和主题严肃的文本，人们习惯于简单的口述和拼接后，就很难主动阅读，容易形成思维惰性，成为碎片化信息的奴隶。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碎片化阅读的“美丽”和“忧愁”是共生关系。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尽管任何人，都要想办法去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否则便是这个世界上无根的流浪儿。要做到这一点，有效的方法便是深度阅读。

材料二：【权威调查】

（注：数字化阅读指上网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MP5阅读等。）

材料三：【媒体信息】

4月20日，“左岸书店”店主发微博宣布：鄞州万达的左岸书店将于五一节后关门谢幕。近年来，由于书店入不敷出，席殊书屋、新世界书店相继关门，如今左岸书店也即将和宁波市民说再见。民营书店从“诗意地栖居”到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书店文化在宁波逐渐衰弱。英国诗人多恩说： “一个书店倒闭毕竟跟一个饭馆倒闭不一样，如果没有人买书，也没有人卖书，这个国家的文化就 完了。”但愿，在全社会的关心下，我们的实体书店能够兴旺起来。

材料四：【它山之石】 

在加拿大，人们喜欢全家逛书店，喜欢全家出动去图书馆，喜欢饭后一起国坐在暖烘烘的壁炉前读书。加拿大几乎每座图书馆都有儿童读书区，家长可以把孩子放在那里，自己放心地去阅读感兴趣的书籍。喜爱阅读的不仅只有加拿大人，据调查，以色列人均纸质书年阅读量达到64本，日本为40本，转国也有11本。 

有资料并显示，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等国，对小书店的税率为零，瑞士、意大利的税率也只有2％。法国政府长期免征书店所得锐，日本和韩国则由政府制定图书最低折扣以保证实体书店与网络书店处于平等的竞争舞台。此外，西方不少城市还有各类文化基金，为一些有地标景观性质的书店提供资助，用以保护城市文化的多样性。 

①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网络文学在短短10余年光景中，竟然发展成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产业，堪称世界级文化现象。

②据统计，网络文学的读者在中国已超过3亿人、产业规模超过100亿元。部分“神作”甚至能够辐射影视、游戏、动漫等多个行业，实现全版权开发。如此高光表现，自然引得互联网巨头纷纷投身其中，跑马圈地。

③有人惊叹，看网络小说每千字虽然只要几分钱，但累计起来竟成了一门数以亿计的大生意。而有专家的表述更为精辟：网络文学由原生时代进入资本时代。

④网络文学这个曾经不起眼的行业，如今正在成为很多人眼中的金矿。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巨头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产业布局，在经历多次洗牌和整合后，盛大文学和腾讯文学合并，成立阅文集团，成为目前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网络文学集团。

⑤在强大资本的支持下，网络文学产业也不仅仅满足于文学作品的销售，而是走向全版权运营，围绕一些当红IP，打造游戏、动漫、影视等衍生产品，以网络文学为起点，撬动更大的产业发展。近几年，《琅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择天记》等几乎所有热播电视剧，都是改编自网络小说。

⑥网络文学的影响力不再仅仅停留在网上。对于很多平时不看网络文学的人来说，不知不觉间，网文已经通过其他形式，进入了他们的生活。

⑦网络文学甚至都已走出国门，开始影响海外的年轻人。2016年，一个名为“武侠世界”的网站开始走入媒体视野。这个有着中国色彩名字的美国网站，专注于翻译中国网络文学原创作品。虽然诞生仅两年，却在美国拥有大批粉丝，并进一步获得其他国家读者的追捧与点赞。

⑧据了解，在大部分网络文学网站，作品刚刚发布时均称之为公共章节，供用户免费阅读，用户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开始向订阅用户收取每千字2—5分钱，网站则通过一系列激励机制与作者分享利益。在这种商业模式下，写作的速度和长度就直接关系到作者和网站的收入。这就导致了作品越写越长，100万字往往只是起步，一部叫《武神空间》的作品一共写了4178章，总字数达到1000多万字，《从零开始》从2005年开始连载，一直到2016年3月份才完本，一共写了11年，总字数超过2000万字。

⑨有专家指出，这种商业模式的确让网络文学实现了超大规模的类型化生产，但是否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值得深思，同时，网络文学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互联网时代的自恋症

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在社交网络上拥有的好友越多，每天更新的状态越多，照片点赞人数越多，这个人往往也在人格测试中表现出了很高的自恋倾向。

长久以来，自恋都带有贬义。精神分析学派鼻祖弗洛伊德认为自恋是对自身投注过多爱和关注的状态。自恋的人会经常沉浸在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他们把自己作为模型，将理想化的自我作为爱的对象。1968年，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正式将自恋定义为“一种心理的兴趣集中在自身的病理现象”。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社交网络上过度活跃也被认为是自恋的一种表现，但这种过度的活跃很容易引来别人的反感。调查研究表明，人们在评价那些在社交网络上频繁发布状态和照片的人时，多食用负面的词汇，比如“话多”“肤浅”“爱显摆”“极度自恋”等。

自恋有时也不是一件坏事。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吉姆·柯林斯教授认为，企业在选择CEO时，应该尽量选择自恋人格指数较高的人。因为自恋的人通常具备了统治欲、自信、自我权利感、自大和强大的感召力，这些都是成为一名领导的典型特质。对于那些需要应对快速变化、风险高的科技行业来说，有着强大的自信心并敢于承担风险的管理者确实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他们往往不甘于墨守成规，敢于创新和突破。像硅谷这样的地方就是需要那些极度自信并执着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改造世界的人，就像比尔·盖茨、杰夫·贝索斯那样。

不仅如此，自恋者往往比一般人更热衷于参加公益活动，虽然他们的动机并不是很单纯——他们其实更看重事后公众对它们的赞扬和肯定。但是他们确实比一般人参与了更多的公益活动，造福了社会。

自恋会帮助人们提升自我效能感。当一个人确信自己有能力进行某种活动时，他就会

产生高度的自我效能感，并会倾向于去进行那一项活动。一个自我效能感低的人容易在面对挑战时畏缩不前，处事易受到惧怕和恐慌情绪的干扰。也容易产生自暴自弃的想法。而一个自我效能感高的人则更乐于迎接各种挑战，遇事也更容易冷静下来理智处理。

2013年，美国《时代》杂志分析了当代年轻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现象，指出这一代年轻人在浮夸的媒体宣传报道中长大，那些为了吸引眼球的“一夜暴富”神话和“相信自己就能成功”的励志故事，过分强调了成功者的个人主观意志，而抹杀了他们成功背后的天赋、努力和坚持。就像《自恋文化》中所写的：“媒体强化了年轻人的自恋梦，鼓励他们将自己视同于明星，追求所谓的名誉和成功，憎恨平凡和普通，使得他们越来越难以接受日常生活的平庸。”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克雷格·马尔金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矛盾体，总是要摇摆在自信、自恋和自卑这三种心理状态之间。有些人外表看起来很自恋和张扬，但有可能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是很自卑的；而有些人外表看起来有点羞涩和自卑，但他的心里其实很有主见并且充满自信。不仅如此，这种心理状态对每个人的影响也不同，就好比有些人的自恋会促使他更加乐观自信，并帮助他取得成功；但有些人的自恋却他变得越来越偏激和以自我为中心，影响到他个人的发展。重点在我们还要及时把握自我的真实心理状态，正视自己的欲望和自己的缺陷，同时也学着去理解和体谅别人，这样我们才能学会与不同性格和心理状态的人相处。而且最重要的是，学会与真实的自己相处。

我国古代图书馆

有人经常把书院与图书馆混为一谈。

尽管古代的书院，如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等，都有不少藏书，但它们与图书馆还不是一回事。图书馆是以藏书为主，书院是以讲学为主，其目的和设置都相差甚远。

早在周代，我国就有了图书馆。只不过，那时不叫图书馆，叫“盟府”，主要保存盟约、图籍、档案等与皇室有关的资料。严格地说，这只是图书馆的雏形。老子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图书馆馆长，据《史记》记载，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这个“守藏室”，就是藏书之所。

到了西汉，皇室就开始大量收藏图书了，开国之相萧何还在宫内设置了专门用来藏书的石渠阁、天录阁，这也是后来人们常常把皇家图书馆称为“石渠”“天录”的原因。汉武帝算得上一位重视保存典籍的开明之君，他不但在宫里修建了专门收藏图书的“秘府”官舍，还以官  方命令在全国广泛征集图书，来丰富皇室藏书。兰台、石室、麒麟阁，都是汉代收藏图书的地方。当时人们为了防火防潮，已经开始把藏书之所修建成石头的了，从“石室”的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知道。汉代收藏图书的书柜，多为铜色包边，所以也有人把图书馆称为“金匮”。

东汉桓帝时设置的秘书监一职，即专门管理图书秘籍的官员。秘书监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这一官职被后代沿用，到隋炀帝的时候，秘书监已经是正三品了。唐代的魏徵就曾经担任过秘书监一职，他为唐代的书籍整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代以前，图书主要是由官府掌控，民间是不允许大量藏书的。有的朝代，比如秦朝就取缔了私人藏书。唐代民间私人图书馆的出现，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藏书的先河。唐代的私人藏书，是随着印刷业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在那些逐本抄书的年代，私人要想收藏大量的书籍，经济情况就是个问题。有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官府藏书大量增加，私人藏书也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韩愈就曾在自己的诗歌里，提过老友邺侯的藏书，“插轴三万卷”，由此可知唐代私人藏书之丰之盛了。

到了明代，专门管理图书秘籍的秘书监一职就被废止了，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也并入了翰林院。清代除了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这些图书馆外，翰林院、国子监、内府等机构也收藏过图书。这些机构的长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负责管理这些图书，算得上是兼职的图书馆馆长了。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图书馆”这一名称的呢？据记载，真正使用“图书馆”一词，还是从“江南图书馆”开始的。修建于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江南图书馆，不但最先使用“图书馆”三个字，也把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推到了公众面前。

所以说，“江南图书馆”开创了我国“图书馆”的新篇章，是一所真正的大众图书馆。

认真用脑的人请举手

游识猷

①诺贝尔奖得主谢林顿爵士曾做过实验，切断猴子一只手上的感觉神经，那只猴子手就会瘫痪，哪怕控制运动的运动神经完好无损。谢林顿相信，这说明大脑能力不足，不能单靠运动神经发出指令。唯有“感受器——感觉神经——大脑脊髓——运动神经——效应器”整个反射弧完好无损时，大脑才能指挥四肢。

②陶布在哥伦比亚大学重复谢林顿的实验，只多加了一个步骤——切断猴子一只手的感觉神经后，他把猴子完好的另一只手用绷带固定住。陶布想，猴子肚子会饿，假如饿得要命还是不动那只切断感觉神经的手，就能百分百证明猴子确实是无法动手，而不是懒得动手。最终猴子的残疾手动了。

③陶布又去实验，这次分两组，一组完全按照谢林顿的法子，切断猴子单手感觉神经，好手不做束缚；另一组则将猴子双手的感觉神经统统切断。结果，切单手的猴子变成“独臂侠”，切双手的猴子则双臂运动自如。

④事实胜于雄辩。即使没有感觉神经，猴子的手一样可以运动自如。“非不能也，是不为也。”问题是，不为久了，大脑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是不能也。于是，短期瘫痪变为“永久”瘫痪，陶布后来给这种毛病起了个名字，叫“习得性废用”。

⑤陶布将这套原理用在因病致瘫的患者身上，他的“限制——诱导”疗法，帮许多瘫痪多年、被认为毫无康复希望的中风病人重获自理能力。

⑥大脑可能是全世界最难理解的事物。世上有一万种帮助人们理解大脑的比喻——大脑像网络，像黑箱，像机器，像CPU，像硬盘……这些比喻都只抓到了大脑的一角，但远不是大脑的全貌。这些比喻在帮助人们理解概念的同时，也在将人引向歧途。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脑本质上，不是机器。大脑是灵活的。大脑是不断变化的。

⑦脑细胞是真正多才多艺，今天还在视觉皮层发光发热，如若人被蒙上眼，摸两天盲文，它就去分析触觉信号；在舌头上放能传输复杂电信号的电极，没多久病人又能通过这些信号重获视觉。眼睛没了不要紧，只要大脑仍在，用“脑”可看清世界。

⑧每分每秒，大脑都在重新组织自己。大脑会不断尝试，不断修正，不断评估。这只手动一两次失败了，到第五次时，大脑可能已经偃旗息鼓。脑细胞数量有限，多么宝贵，不如转去支援其他岗位，比如：让另一只手动得更加灵巧。

⑨新能力，新习惯，要在大脑内立足，殊为不易。大脑像个充满竞争的生态系统，每种

能力都要去争取脑细胞。旧习难改，只因为旧习相关的脑细胞不肯轻易放弃地盘。不易，但永有可能。只是，你要说服你的大脑，不放弃，不泄气。

                                                                                 （选自《读者》，2017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