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物见人，透物见史

                                         宫梓铭

①明正德年间的青花烛台，由四部分组成，最上端为蜡烛插口，外壁绘如意云头纹；其下为烛台细长支柱，中部绘圆形开光，开光内书写阿拉伯文，上下分别绘勾莲花枝纹及菱形纹。烛台上的阿拉伯文与传统纹饰，表现出阿拉伯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交融。

②和这件烛台同时展出的还有一件明正德的青花圆盖盒。盒外饰有8个圆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字，器底书“大明正德年制”。明正德瓷器上的阿拉伯、波斯文字多被书写在菱形或正方形或者圆形开光体构图内部，以使所书写的伊斯兰教教义醒目突出。

③明正德（1506—1521年）时期，是明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分水岭，即明代社会开始由之前的保守、沉闷逐渐走向革新、活跃，这决定了正德朝也是明代景德镇御窑瓷器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点。这个转折，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青花瓷器，已成正德朝御窑瓷器中的大宗产品，所用青料有所改变。二是在器型上，逐渐摆脱了成化、弘治朝御窑瓷器胎体轻薄、造型较少、装饰疏朗等特点，而变得器物胎体趋于厚重、造型逐渐增多、装饰偏向繁缛等。比如正德朝御窑瓷器品种多达20多个，少于成化朝，但多于弘治朝，其中尤以孔雀绿釉青花、素三彩、孔雀绿釉瓷等取得的成就最高、最受人注目。在造型上，正德朝也比成化、弘治朝御窑青花瓷器丰富得多，因社会需求烧造的书房、客厅用器和寺庙供用的瓷器明显增多，比如烛台、笔架、插屏，也有绣墩、渣斗、叠盒等。

④而更值得深思的是，正德时的青花瓷为什么会有特殊的阿拉伯文与波斯文的装饰？这些装饰背后又有着怎样深远的文化联想？

⑤青花瓷的出现是中国瓷器生产传统的重大转变。宋代以来的丝绸之路上，商人从伊斯兰地区的心脏地带，将钴蓝色料运到中国。元代末期的工匠开始用它绘饰瓷器，这让中国境内与国际市场，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变革。新瓷器风格的创造与成功，表明了中国与西亚长距离的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时代，人类已知的“寰宇”结合成一个世界性的体系。虽然元青花瓷已经能够批量生产，但明代才将青花瓷确定为宫廷用瓷，并指定景德镇御窑厂专门烧造。青花瓷艺术在明代发展成熟，也在同一时期成为出口贸易瓷的大宗，在海外开疆拓土，影响深远。其中明永宣青花以其异域风格的造型、浓重明艳的呈色、超凡脱俗的纹饰，被后人赞誉为“发旷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中国陶匠为伊斯兰客户制作青花瓷，西南亚陶匠仿制中国的青花瓷。两大文化传统万里相逢，彼此激荡，到了正德年间水乳交融。

⑥明代瓷器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为饰始见于永乐青花，但直到正德时期，才将大段《古兰经》箴言、圣训格言等字句，题写在器物上，具有宣扬宗教的意味。这反映了当时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当然也与明武宗朱厚照尊崇“清真”习俗有关。这类青花瓷器造型不同于明永宣时期仿伊斯兰造型瓷器，具有典型的中原器物风格。瓷器上大多书写“大明正德年制”官窑年款，属官窑器物。而永宣时期御器厂生产的饰有伊斯兰纹样的器物，虽为官窑生产，但器物上均无本朝年款。

⑦明朝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回族在我国最终形成的时期。明政府对伊斯兰文化的积极态度，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世界的广泛联系，使得双方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盛况。从这个角度看，明瓷中伊斯兰因素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自唐至明数百年间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的结晶。

⑧正如英国著名古陶瓷学者哈里·加纳所说，“中国陶瓷史表明，在特定时期里处于支配地位的宗教能对瓷器生产施加影响。”青花瓷代表了明代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白地蓝花的装饰效果寓意纯洁、高尚、凝重，非常适合穆斯林的审美需求。透物见人，透物见史，也许就是观者最大的乐趣和享受吧。

（《人民日报》2018年03月15日）

乔家大院----北方民居建筑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①山西，素以地上文物之丰、地下能源之巨著称。而今，又以大师传统心甘情愿建筑艺术的不断发现而令世人瞩目，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乔家大院。

②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北距太原54公里，南距东观镇仅2公里。它又句在中堂是清代全国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曾有两次增修，一次扩建，于民国年建成一座的建筑群体。

③大院为全封闭的志愿人员式建筑群，占地10642平方米，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分6个大院，20个小院，313间房屋。大院三面临街，不与周围民居相连。外围是封闭的砖墙，高10米有余，上层是女墙式的垛口，还有更楼、眺阁点缀其间，显得气势宏伟，威严高大。大门坐西朝东，上有高大的项楼，中间城门洞式的门道，大门对面是砖雕百寿图照壁。大门以里，是一条石铺的东西走向的甬道，甬道两侧靠墙围台，甬道尽头是祖先祠堂，与大门遥相对，为庙堂式结构。北面三个大院，都是芜廊出檐大门，暗棂柱，三大开间，车轿出入绰绰有余，门外侧有拴马柱和上马石，从东往西数，依次为老院、西北院、书房院。所有院落都是正偏结构，正院主人居住，偏院则是客房佣人住室及灶房。在建筑上偏院较为低矮，房项结构也大不相同，正房都为瓦房出檐，偏院则为方砖铺项的平房，既表现了偷上的尊卑有序，又显示了建筑上的层次感。大院有主楼四座，门楼、更楼、眺楼六座。各院房项有走道相通，便于夜间巡更护院。

④纵观乔家大院，斗拱飞檐，彩饰金绘，建筑考究，工艺精湛，整体呈囍字形，集中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的独特风格。因此这座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北方民居建筑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⑤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如今，乔家大院业已成为中外闻名的民俗胜地，而且，也成为许多影视剧拍摄时争抢镜头的宝地。

砚，只为磨墨而生

宰予

砚，俗称砚台，是书写、绘画研磨色料的工具。古代文人对砚十分重视，不仅终日相随，而且死后还用之殉葬。宋代米芾对一方山形砚台爱不释手，还专门为它写了《研山铭》，连续三年抱着砚山入睡，真是痴迷到一定境界了。

砚台一物，大致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用于研磨的石槽、石板。目前所知道最早的成型石砚，出土于一座战国秦墓，跟毛笔、墨块放在一起，文房四宝在这时就已有其三了。

汉代的砚，往往还附带一块研石，就像捣药的杵，被称为“研杵”。这说明当时墨锭制作工艺尚未成熟，不能用手捏着墨直接在砚上磨，需用研石将墨块碾碎磨细。东汉之后，随着制墨工艺进步，墨锭可直接用手捏着磨，就不需研石了。

早期的砚注重实用，普遍造型朴素，只有一些贵族墓葬才会出土比较精美的砚。唐宋以后，日常所用的砚造型也日渐丰富。比如唐代流行龟形砚、鱼形砚，明清流行牧牛砚、虎伏砚等，精彩纷呈。

制作砚台，主要材质是天然岩石。但并非所有石头都适合做砚，必须精挑细选，核心因素就是材料的硬度。

墨锭的莫氏硬度通常在2.3左右，想让它轻松磨出墨汁（称为“易发墨”），砚石中要有石英、长石等硬度较大（6-7）的矿物，它们是决定发墨效果的关键成分。然而柔软的毛笔也要频繁接触砚台，如果硬度太高，容易损伤笔毛，缩短笔的使用寿命。所以，砚台又必须有一定的柔韧性。通常，在砚台中占主流的成分是方解石、绢云母等，硬度在2-4之间，质地偏软，细腻滑润，不易伤笔。

从微观视角看，砚面经过打磨后，软石部分磨损较大，微微下凹，硬石颗粒则微微凸起。研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众多“小刺”从墨块上刮下墨粉，再溶于水中。硬质的石英、长石颗粒必须很细，分布也要均匀，研磨出的墨汁才够细腻均匀，不会出现粗粒。各种矿物成分之间联结紧密、颗粒间空隙小，砚台就“不吸水”，墨汁更不易干涸。

符合这些标准的就是一款好砚，人们将广东的端砚、甘肃的洮砚、安徽的歙砚、黄河岸的澄泥砚，并列为“四大名砚”。

端砚、洮砚和歙砚都是天然石头做成的。端砚出自广东肇庆，颜色多彩，石质娇嫩，摸起来像婴儿皮肤一样细腻。洮砚出自甘肃洮河，石色碧绿，颇为秀美。歙砚出自安徽南部、江西北部一带，多位青黑色，其代表为南唐李后主最爱的“龙尾石砚”，产于江西婺源龙尾山的溪流中，质地细密温润，叩之声音清越。宋代大书法家蔡襄曾专门写诗赞美它，将它与天下至宝“和氏璧”相提并论。澄泥砚比较特殊，用于反复淘洗、过滤后的细泥烧制的，属于陶砚。因其原料讲究、工艺独绝，磨墨效果可媲美石砚。

今天，除了少数书画爱好者，我们平时写字用的多是现成的墨水或墨汁。墨从固体到液体，砚失去了用武之地，也就渐渐淡出日常生活了。 （选自《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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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以，砚台又必须有一定的柔韧性。

（2）研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众多“小刺”从墨块上刮下墨粉，再溶于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