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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近期，《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多档文化类综艺节目以惊艳的表现，在收视率和口碑上都双线飘红。然而，这股被称赞为“清流”的文化综艺热潮，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将要开启中国综艺节目的多元化格局？
因此，要理解和认清文化综艺走红的深层次原因，就必须重溯我国综艺节目模式的发展、变迁历程。文化综艺走红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并非偶然，其恰恰深植于我国综艺节目近30年来的内在演化脉络中。从1990年代初开始，我国综艺节目大致经历了港台模式、欧洲模式、韩国模式三个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与《综艺大观》同期的《正大综艺》，是内地引进港台综艺节目模式的发轫。1999年，也是我国综艺节目自身发展周期的第一个历史阶段。而第二个阶段，是以从《超级女声》到《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从欧洲引进的选秀综艺模式。至于第三阶段，则是主要来自韩国的诸如《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等室外真人秀模式。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的快速发展，普通观众的眼界被迅速打开，只不过这一阶段的综艺节目模式，在受到追捧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了同质化、过度娱乐化的趋势，这也是文化类综艺节目爆发的基本背景。
和此前的三阶段的综艺节目模式不同，近期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可以看成是我国综艺节目发展历程的第四阶段，这一阶段也是我国不得不探索原创综艺节目模式的阶段。从《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节目开始，我们的综艺节目模式开始探寻中国观众的基本价值认同，试图从我国传统的文化资源、文化遗产中探索可持续的空间。文化综艺，这种“接地气”的节目模式，既不像港台模式的“嘻嘻哈哈”，也不像欧美选秀模式的“条条框框”，更不像韩国综艺模式的“大喊大叫”，在情感结构、价值观念、文化认同上与当下的普通观众更为贴近，自然受到了持续的热捧。的确，文化综艺不可能仅仅是一种情感的坚守，或者说是简单的情怀问题，单纯依靠这些说辞，在这个越来越“速朽”的文化娱乐市场中，绝不可能生存下来。好的文化综艺模式的最大价值，正是体现在它的认知价值对普通观众的文化启示意义，这也是这一波消费升级的内在要求。
材料二：为了《朗读者》节目，董卿常常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前一期的后期还没做完，后几期的策划就已经压上来。但她一点也不以之为辛苦，或者说，她相信辛苦没有白费。她告诉我们，她追求付出与回报的平衡，固然不会希望白费功夫，但是，也不相信轻易降临的幸运，正因此，一个节目要做到符合自己的标准，除了付出最大努力，没有别的可能。这可能与她的家教有关。董卿的父亲出身农村，通过考上复旦大学，后来成为了报社副总编。因为自己的经历，他笃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对女儿有诸多严格要求：每天一早跑1000米，负责洗碗擦地等家务，别的女孩子用来自我欣赏的时间，统统要求她用来抄写古文古诗并背诵。中学之后，每年寒暑假都赶女儿出门勤工俭学。青少年时期的董卿常常因为高压而哭泣，甚至有过厌世想法，但随着进入社会，她意识到父亲让她“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外在要求内化成她的自律，在每一件事情上她都本能地拼尽全力，用朱军的话说，“对自己太苛刻。”她的高标准，或曰苛刻，同样贯彻到了这个节目里。“很多同事这次合作了才知道，说原来你是一个这样的董卿。”她不是不知道同事们的付出与辛苦，但只要不符合她标准，她仍能卡住不让过。回看筹备《朗读者》的这一年，董卿觉得，“一切都刚刚好”。“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有它的命的，《朗读者》也有它自己的命，可能属于那种必须要慢慢地让我们为他投入时间、精力甚至你的悲与喜，才会在它身上折射出不同的光芒。”
（1）结合材料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观的相关知识，分析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朗读者》的出现是如何赢得观众青睐的。
（2）结合材料二，从“实现人生价值”的角度，谈谈董卿的人生历程给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