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节选）
以上说待人厚，是叶圣陶先生为人的宽的一面。他还有严的一面，是律己，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人，思想和行动，范围太广，我想损之又损，只说说我深知，而且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的一个方面，“语文”方面；这仍嫌范围广，只好再缩小，限于写作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这个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说是不成问题，因为：一，看历史，似乎早已解决。那还是民初高喊文学革命的时候，以前言文不一致，如言，说“我觉得对”，文则要写“余然之”，既增加了无谓的负担，又不容易懂，所以应该合二为一。起初有些人，如林琴南之流，不以为然，但这是大势所趋，众意所归，不久就统一了天下，理，认定怎样说就应该怎样写，行，用笔写白话。二，看现实，写，都不用文言，而用普通话。但这里还隐藏着不少问题。由文学革命时期起，就应该有所谓白话指什么（如有孔乙己的白话，鲁迅的白话，北京市民的白话，等等），能不能这样写，应该不应该这样写等问题。这且不管，文学革命之后，许多知名的和不很知名的作家，以及广大的能执笔而不成家的，总是这样做了。成果呢？我的看法，除了少数人、个别文体（如小说、戏剧里的对话）之外，都是只能“不即不离”。不即，是与街谈巷议的口语不尽同；不离，是无论如何，总可以算作雅化的精炼化的条理化的口语。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值得重视的大问题在现在，流行的文的大多数，从用语方面看，与过去相比，不即的成分显然增加了，从而不离的成分就相应地减少了。这表现为冗长，扭曲，修饰，晦涩，不像话。不像话，有影响，是不自然，不简明，不易懂。这样写，有的来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来于看什么，学什么；但更多的是来于认识（纵使是不很明确的），以为不这样就不成其为文，甚至不足以称为文。有认识为依据，不即而离的文就会发荣滋长，终于成为文风问题。叶圣陶先生坚决反对这种文风，他提出正面的主张，要“写话”。写话，粗略说是嘴里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加细一些说是，所写，从用语方面看，要是简明而有条理的口头话。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到写文章，他不只一次地说：“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这个意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譬如近些年来，有不少人是宣扬朦胧的，还有更多的人是顺势朦胧的，对于以简明如话为佳文的主张，就必致付之一笑。这里为题目所限，不能牵涉过多，甚至挑起论辩。专说我的看法，写话，虽然其中有些细节还需要进一步说明，但大体上说，或当作行文用语的一个高标准看，总是既正确又对症。说正确，因为这是坚持文学革命以来求言文一致的老传统。说对症，因为时下的脱离口语甚至有意远离口语的文风正在制造“新文言”。称为文言，是因为只见于书面，嘴里并不这样说。新文言，就其难于为绝大多数人轻易了解说，会比旧文言更糟，因为旧文言简短，新文言冗长，旧文言直说，新文言要多绕弯子。不简短，不直说，再加上结果的难于了解，就成为症。去症要有对症药，那就是写话，写话的主张会碰到两种性质的难易问题。一种是执笔之前，刚才说过的，认为这样就不成其为文，下里巴人，不屑于。认识，属于一念之差，可是变却大不易，要慢慢学，多多比较，细心体会，求速成办不到。另一种是执笔之后，我的经验，就说是下里巴人吧，写得简明自然，让下里巴人听着像话，不是容易，而是很难。这也要靠慢慢学（多念像话的文），多多比较，细心体会；此外还要加上叶圣陶先生提到的办法，写完，可以自己试念试听，看像话不像话，不像话，坚决改。叶圣陶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写话风格，平易自然，鲜明简洁，细致恳切，念，顺口，听，悦耳，说像话还不够，就是话。
在文风方面，叶圣陶先生还特别重视“简洁”。简洁应该是写话之内的一项要求，这里提出来单独说说，是因为叶圣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针对性。他是带着一些感慨说的：“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关于繁简，关于修改，鲁迅提到的是字句段。叶圣陶先生只说字，我的体会，一是偏重用语，二是意在强调，精神是可简就决不该繁。可是现实呢，常常是应简而偏偏要繁。繁简有时牵涉到内容方面，意思无价值，甚至更坏，当然以不写为是。内容还会引来其他性质的复杂问题，这里不管，只说用语。用语的可简而繁，近些年来大为流行，种类和花样都很多，几年前我在拙作《作文杂谈》的“累赘拖沓”一题里曾较详细地谈到，这里不能多说。我的想法，值得重视的不是多用少用一两个字，而是应该少用而偏偏多用的这种热爱冗赘的心情，它扩张，无孔不入，就会成为风。举最微末的两个字为例。一个是“了”，势力越来越大，占据的地盘越来越广，如“我见到老师”，“他坐在前排”，简明自然，现在却几乎都要写“我见到了老师”，“他坐在了前排”，成为既累赘又别扭。另一个是“太”，如“吸烟不好”，“那个人我不认识”，也是简明自然，现在却几乎都要写“吸烟不太好”，“那个人我不太认识”，成为不只累赘，而且违理。像这样的废字，删去不只是意思没变，而且是变拖沓无理为简洁合理，可是竟然很少人肯删，也就无怪乎叶圣陶先生感慨系之了。
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上面说的是总的用语方面。零碎的，写作的各个方面，小至一个标点，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样认真，不做到完全妥帖决不放松。还记得五十年代早期，他发现课本用字，“做”和“作”分工不明，用哪一个，随写者的自由，于是出现这一处是“叫做”，那一处是“叫作”的现象。这不是对错问题，是体例不统一的问题。叶圣陶先生认为这也不应该，必须定个标准，求全社出版物统一。商讨的结果，定为“行动”义用“做”，“充当”义用“作”，只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之类仍依旧贯。决定之后，叶圣陶先生监督执行，于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1) 下面两句话在文章中起什么作用?
以上说待人厚,是叶圣陶先生为人的宽的一面。他还有严的一面,是律己,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2) 为什么叶圣陶先生的语文主张应该受到高度重视，作者从哪些方面进行了论述？
(3) 叶圣陶先生的语文主张是什么?他在这方面是怎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4) 叶圣陶先生对文风不简洁的现象为什么这么感慨呢?
(5) 叶圣陶先生在“总的用语方面”是怎样律己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