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惟愿长报国
——缅怀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经历了入秋以来最强寒流洗礼的北京，空气清冷，落叶遍地。
31日清晨，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祖国和人民。
巨星陨落，划过天际留下的是璀璨的光芒。钱老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的科学成就和爱国情怀却永留人间。
“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听到钱老逝世的消息，84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院士十分悲痛。“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和钱老1947年就认识了。”庄逢甘回忆说，那时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当时我早就听到过钱学森的大名。”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他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然而新中国的成立、祖国的召唤让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切优越的条件。
1955年，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回到祖国。他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 庄逢甘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亲自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中国内地），奖金也是100万港元。据他的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回忆，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在将奖金捐出时，钱老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老“不爱钱”，也不爱所谓的“名誉”“地位”和“待遇”——当年他毅然决然挥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等职，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名扬四海后，他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不到外地开会、不出国；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
“钱老这一辈子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涂元季说，比如他认为车是公家配给他工作用的，所以其他人谁也不能坐，包括他的爱人蒋英。
“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钱学森在多个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91年，他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又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然而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
在涂元季记忆中，钱老一生就激动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55年，钱老把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老师对他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老看到自己为中国人争了气，非常激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钱老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是钱老得知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也许，这三次激动时刻正是一位科学泰斗对祖国、对人民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钱老这么说着，也这么做着。
涂元季说，钱老晚年不提过去的事情，不写回忆录，“他常说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大师”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材料一：钱学森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大师，他是我国两弹一星之师、海归之师、人格之师、学者之师，他的品德与精神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早已深深印记于我辈后生之内心，当为我辈之师。
材料二：季羡林先生是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他以深厚的学术造诣著称。他的作品淳朴而不乏味、情浓而不矫作、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读他的作品从中感悟到季老先生对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