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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华民族探索救国真理的途径之一,经历了从器物——制度——思想的过程。这一过程开始时期的代表人物是
在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有个辜鸿铭的学者,他出生在南洋的印尼,读书在英国,取了个日本的东洋妻子,在北洋政府做了部长,是个“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妻是东洋、官在北洋”的奇人。他的人生阅历主要反映
二十世纪初,《浙江潮》载文《民族主义论》有“三十年来之制造派,十年来之变法派,五年来之自由民主派”之说。这一说法反映了当时中国
时人对中国近代某一著述的评论:“其书罗列甚远之国,指掌形势可谓奇书”;“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尤为有用之书”。请判断此书应该是
鸦片战争以后,为强国御侮,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抛弃“贵华夏”“贱夷狄”的传统偏见,向西方学习逐渐成为中国近代的思想主流。林则徐、魏源作为这一思想的先行者,他们的主张在当时起到的作用是( )。
徐明同学设计的历史手抄报,选取了图1—3三个人物和他们的代表著作(刊物)。下列为该手抄报设计的主题,恰当的是
1853年,宁波知府毕永绍为美国华盛顿纪念塔赠送石碑,碑文摘自原福建巡抚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华盛顿……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清政府认为毕永绍献媚夷首,遂将毕永绍罢免。对此材料解读正确的是
19世纪60年代的“体用之争”的叙述,错误的是
“它因模仿一部分西方器物而异于传统,又因主其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材料中的“它”是指
1902年4月,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满清政府已百事腐败,久已毫无希望,破坏主义终不免;逾迟则逾惨,不如趁早。唤起民族精神讨满是今日中国最适宜的主义。”这表明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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