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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认为中国社会危机是“异种残之，外邦逼之”，解决民族问题“殆不可以须臾缓”。当时孙中山解决民族问题的策略准确地说( )
莫里循是澳大利亚人，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他居住北京达20余年（1887-1920年），亲历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的大量报道、通讯与日记成为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下面这些资料里，你认为哪些不可能是他亲身经历留下的( )
①火烧圆明园的现场报道②八国联军侵华的照片
③临时大总统誓词的照片④南京大屠杀的有关报道
五四运动带有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这种“不曾有的姿态”主要指的是( )
1902年，北京城一茶馆里四位中国人在聊天，张义说：“我家被八国联军洗劫过。”李辛说：“我参加义和团运动。”王平说：“我见到过中华民国袁大总统。”赵洋说：“我曾在老佛爷60大寿的庆典中表演过呢。”他们当中谁的话不符合当时的现实？( )
有人在评价辛亥革命时说“辛亥革命……是一次具有巨大革命意义的历史变革。为以后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打开道路”。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 （ ）
“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此诗句颂扬的是 （ ）
民国三年，戴季陶遇见一个老农，因戴氏身着日本服装，老农遂问其国籍。戴称“予中华民国人也”。老农“忽作惊状，似乎不解中华民国为何物者”。当戴氏告诉老农“你也是中华民国人”时，老农茫然恍然，连声说：“我非革命党，我非中华民国人。”此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一书中指出：“革命与民国并未带来预期的和平与秩序，民国时期较以前经历更多的痛苦与失序，它重现了传统上紧随王朝衰亡而来的失序与混乱。”这表明（ ）
近代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说：革命过后的社会民众心理“呼唤一个能迅速结束动乱、稳定政局的人物……。”还说：“袁世凯是选举出来的，于法有据。”陈旭麓的论证旨在说明 （ ）
宋教仁在1907和1908年的笔记中说“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这段史料最能说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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