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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交政策成熟的标志是
周恩来总理强调：为了抵抗美国的侵略和威胁，同苏联结盟是必要的，但“不能把自己的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丢掉”；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对于各国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而产生的矛盾与分歧，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这表明
外交部最近公布的外交档案中有一份1954年原始档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周恩来总理出席一次重大国际会议的代表证（下图）。这次国际会议
20世纪五十年代一位政治家在一次会议后说：“会议的结果是对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贡献，这些结果令人信服她证实了国际上的一切分歧是可以通过和平协商得到解决的。”这次会议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这说明当时我国
右面邮票所纪念事件反映了
1974年，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这表明当时的中国
国家的外交理念明确了本国在国际社会的身份定位和价值定位，是国家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的灵魂，是外交实践的指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强调过“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体系的革命者”的身份定位。下列外交政策和实践不符合这一身份定位的是
“同强盗握手，正是为了最后消灭强盗！”这是尼克松到访中国的那一天，刊登在《参考消息》头版的列宁语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则是中国重返联合国时选登在该报同一位置的毛主席语录。对上述现象的理解不正确的是
“这是新中国外交政策从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边倒’，转向较多地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的—个相当重要的标志。做出这一评价的依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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