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指出：“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这段话实际上揭示了(　　)

1943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认为近百年来中国人“因为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外国文学的奴隶”，“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信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遗产”。这说明蒋介石出版该书的目的之一在于

1923年《晨报》公布了一次社会调查，其中两个问项的统计数据如下:“你欢迎资本主义吗？”欢迎者占27%，不欢迎者占73%；“你赞成社会主义么？”赞成者占76%，不赞成者占24%，这一数据反映出被调查人群的多数

迄今所知，在中国出版的书刊中，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1899年上海广学会编译的《大同学》，其中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由此可见

①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找到了自己的领袖②当时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身份是“工人领袖”

③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④当时的介绍者连马克思是哪国人都没搞清楚

材料一：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过会折》

材料二：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后行之保障，且宪法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轻重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曲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三：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乃是这个运动未能全竞其功的原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材料四：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受压迫的妇女------激进分子们在他们的刊物上予以全面详尽论述的话题----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注意焦点的这一转变，形成了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种新的认同……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就被劝告要到劳动人民中去工作，而且他们当中有人这么做了----彭湃在海陆丰的农民中间，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间，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间，还有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间。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

请回答：（1）材料一认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是什么？其主张引发了什么重大历史活动？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一历史事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意义。（6分）

（2）材料二认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是什么？作者是如何实践自己的认识的？根据材料三分析其“未能全竞其功的”的主要原因（6分）

（3）材料四中，“激进分子”指什么人？与材料一和材料二相比，他们的政治活动有何特点？（4分）

（4）综合上述材料，你得到那些认识（4分）？

胡适评价19世纪末的梁启超为“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开国之思想界”。这主要是因为梁启超宣传了(　　)

“讲科学理性、讲自由、讲人权、讲法治、讲个人尊严，这些价值通过五四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结构中所不可或缺的一些基本价值。”这表明了五四运动

要拥护那德先生(Democracy)，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

结合中外历史的相关史实，写一篇历史论文，谈谈你对材料主张的认识。

要求：

主题明确，观点合理；

史实准确，史论结合

条理清楚，合乎逻辑。

提示：内容至少应包括：德先生、赛先生的含义；西洋人为此闹事流血而达到光明世界是否属实(以某一国家为例)；陈独秀如此言明的用意。

鲁迅先生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至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孔夫子“又被重新记得”，主要是因为(　　)

一位学者评价说：“当时知识分子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而且使不少被尘封或淹没了的传统重现光芒。例如，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成了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内容；作为传统文化的民间文学，第一次真正进入了大学的学术殿堂。”这一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　　)